策划 刘琼雄 文 李劳 人物拍摄 胡渝江（除署名外） 摄影助理 赵毅敏

　　出位！中国70后艺术群，才富生力军

　　他们生于1975年前后，坐在疾速上升的电梯里，已然成为艺术品市场的生力军。

　　他们选择以卡通形象来表征自己的想像世界，拒绝沉默，宁愿一边表达一边修炼。

　　他们居住在城市之外，一面滑过变平的世界，一面于活在当下的体验中唱起牧歌。

　　“经我手卖出的画中3/4卖给了中国人，这一点是在纽约卖画的上一代画家无法实现的。

　　购买者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一点对画家的成长来说是很重要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收藏新一代画家的作品，这必然会促进他们的迅速成长。”

　　──策展人 房方

　　“中国这一代人（主要是1975年以后出生的）

　　在九零年代的成长受到日本和美国漫画文化的影响几乎是肯定的。

　　他们看美国和日本动画长大，他们和互联网、计算机文化一起成长，

　　物质文化、消费文化和商业文化一开始就成为他们日常性的一部分。”

　　──美术评论家 朱其

　　“1970年代出生的这拨艺术家进入收获期的时间被大大缩短了，在我签约的艺术家中，最高的在香港苏富比已经可以拍到近40万港元。一般也会维持每幅两三万美元的水准。” ──房方（策展人）

　　房方的画廊今年在北京拍出最高价的70后艺术家作品为韦嘉的“美丽与哀愁都微不足道”，成交价为30.8万，韦嘉的另一幅“倒在前进的道路上”在香港索斯比拍卖行得到重点推荐，落锤价16万港币，成交价约20万人民币。

　　建外SOHO，群楼巍立，四点鐘的反射光幻成。个子不高的房方拎着行李箱走上星巴克的二楼来，在决定去上健身课之前，坐在我旁边。昨天，他刚从广州的展览现场赶回来，就睡在位于798艺术区的公司里，就在刚刚开着火红色的POLO飞奔过来。

　　他头上别着浅橙色太阳眼镜，穿着黑色的T恤衫，左边贴近脖口的位置，是一大朵粉色鲜花式的图案，甫一坐下便低下头开始大口吃水果沙拉，全然一幅忙碌生意人的形象。然而，他喝下一口果汁说，多年前他的唯一愿望是成为一个艺术家。这个从小到大一直在重点学校就读的好学生，刚刚在他的星空间画廊策划了自己的第二个群展──“坏孩子的天空”。

　　如许多1970年代的新晋美术家一样，房方亦是从小便喜欢画画，然后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的。高考前，他带自己的作品去拜访美院的老师，却被告知，“你的作品跟美院附中的学生相比还是存在差距的，但你可以报考美术史，在那些考生中你肯定是最好的”。“我不喜欢在考试这件事情上浪费太多时间，”房方说，“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打入艺术家这个圈子。”

　　然而，他并未就此放弃梦想。进入大学后，他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去绘画系蹭课、画画，然后与油画专业的学生一起分担模特费。直到大三时，他开始为《北京晚报》的美术专栏“画坊”撰稿。“这件事儿彻底改变了我。我开始接触大量的人，也深入了解了艺术史，发现自己可能永远成为不了伟大的艺术家。”经过多年的历练后，回忆当初的发现，他的语气中并未存留什么遗憾，“通过艺术，我还可以获得很多乐趣。所以，我停止了画画，而且是很干净的那种，之后我再也没有画过一张画。”

　　在2003年正式成为一名画廊老板以及70后当代艺术家鼓吹者之前，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和审视。做过互联网、广告公司和公关活动都不甚成功，却令他重新将目光投向美术，而在为CCTV《美术星空》作编导的经历，则令他有机会接触到包括蔡国强、方力均在内的重要当代艺术家以及展览馆馆长等圈内的其它重要人员。

　　“虽然美术史中并没有对Contemporary Art（当代艺术）作详细介绍，但大学时老师曾邀请多位当代艺术家做过讲座。我对这个概念并不陌生。到后来，我发现，在《美术星空》的制作过程中接触到的人几乎都是与当代艺术相关的。所以，后来开始从事现在这个工作有点水到渠成的意味。”

　　“1960年代出生的那拨儿艺术家经过最近几年的高速增长，已经到了一个高峰，进入了国际一线当代艺术家的行列，至少在市场价格上来说是这样，像张晓刚的作品已经可以卖到100万美元。到这一步，他们用了差不多20年。但1970年代出生的这拨艺术家进入收获期的时间被大大缩短了，在我签约的艺术家中，最高的在香港苏富比已经可以拍到近40万港元。一般也会维持每幅两三万美元的水准。”

　　“最近几年来，中国当代艺术正处于一个高速增长期。而这群生于1970年代及以后的艺术家的高速挺进才不过一年左右，未来四五年里，他们将迅速出位，成为艺术品消费市场的生力军。”

　　放弃画画，做起画廊老板，房方成为70后艺术家的鼓吹者，他坚信，未来四五年内，这群新人将大有作为。

　　美丽与哀愁都微不足道 布面丙稀 beauty and depression arent what theyre crac ked up to be 200x160cm 2005年 韦嘉作品

　　“我很幸运，因为毕业作品获得了院长奖，所以刚毕业就被一个私人收藏家签了下来。签了三年，每年我给他六幅画，他给我一笔钱，但对我不给任何意见，我只按自己的方式创作。所以，毕业后，我一直还不穷，没有像那些流浪画家那样吃很多苦。”──王光乐（画家，30岁）

　　按王光乐的嘱咐，先打车到北四环附近的798艺术区，打电话给他，然后载上他继续向城外开，穿过铁路、村庄和一条青色的小河，才到达位于防风林边缘的“环铁”。

　　王光乐租住的仓库在一个院子中，四周是河流、防风林和土地，于是视线轻易跳过红砖围墙落在几米外循环行路线疾速行驶的火车上。正是下午的两点鐘，艳阳高照，超现实的恍惚感顿然泛起。

　　“最厉害的时候，火车一整天都在跑。我已经习惯了，有时候听不到都会感觉不自在。”带我们进来之后，王光乐关上仓库的铁门，整个世界骤然宁静下来。

　　这是铁路仓库的一部分，七个人分别租下来，各自装修，砌墙隔离，刷灰铺地。屋顶上面铺了隔热层，地面以下打通了上下水，到冬天时，会有工友来为各家独立的小锅炉填煤供暖。入口处，隔离出了上下层，下面是洗手间和厨房，上面是挂着帘子隔开的卧室。再往里，就是宽畅的工作间了。

　　“我原来住在索家村，几年来那个地方已经变得很商业化了。去年，索家村处于拆迁状态，房地产商、村委和市政府的纠纷一直未能妥善解决，人心惶惶。我就乘机离开了那里，来到了‘环铁’。”

　　现在，“环铁”一带已经成为大山子798艺术区之外的另一个艺术家聚居地。

　　“我现在很喜欢这个地方，它比索家村更适合画画。索家村已经成了名利场，成了各种权力交织的一个中心。”王光乐坐在沙发上，摸了一下光头，点燃一支红河烟说，“这里远离城区，少有人来，正好可以安心画画。”

　　去年约满后，他被美国公司“一月当代”签下，每月领取5000元生活费，然后每年提交六幅画给那家公司代理，售出后五五分成。

　　十分鐘刚过，火车又轰鸣着驶过门前。阳光从上面泻下来。书桌上摆着《八十年代》、《读库0602》和最新一期的《读书》杂志。除了摆满杂物的书桌、一个书架、一个双人沙发，空荡荡的工作间剩下的都是绘画工具了。

　　“在这里，我的生活很简单，每天30块钱吃饭可以过得很好。”王光乐笑着说，他对钱没有概念，几年来除了装修画室、买材料，挣的钱都散到朋友那里去了。

　　“钱是不重要的，也是不可以依靠的。”他再点燃一支烟，“有几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影响。我学习成绩并不好，在初中之前，都是父亲在给我买各种重点学校在读。后来，他在上海的生意失败，我突然意识到，谁都靠不住，人只能靠自己。”

　　之后，王光乐由闽西北小城来到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读书。这时他突然生了一场大病──一种肿瘤。“那时候年纪很小，一个人远离家乡，虽然只是一个肿瘤，但会对它做很多想像。我记得，病好后和同学们一起出去玩，我一个人背了所有人的行李──我是在通过这种方式确定自己的健康。”

　　“人只有失去一样东西的时，才会体会到它的存在。”他说，“如果它在，你就感觉不到它在。”正是这个感悟导致了他后来获得的院长奖的毕业作品的诞生──一个黑黑的屋子，一柱阳光孤独地打下来。技法很简单，同学们认为他太不把毕业作品当回事了。

　　王光乐说，那个院长奖给了我很大鼓励，我意识到我只要我也必需要遵循自己的想法行事；我还记得一个老师的话──审美推动技术，它让我知道在自行其是的时候什么是最重要的。

　　上一代画家往往沉溺于“宏大叙事”，红色符号以及各式口号成为他们的叙事要素，而这些曾是一代人共同的生存记忆，之后亦被标本式地保存在中国人的记忆当中。今天，年轻人看到这一类作品似乎再难以被深深触动。而生于1970年的这群艺术家则重回了个人体验，但个人体验的呈现往往与个人的经验相连，那么这种私人化的编码如何去被欣赏者解码呢？

　　王光乐说，大学时，我在农村住的时候，经常要自己去洗一堆衣服。每次都会看着它下决心很久。有一次，我想到我母亲，她经常为全家人洗衣服，她是怎么样想的？于是怀着这个问题，我动手开始洗，什么都不想，只是在那里洗衣服。衣服洗干净后，时间都过去了很多。洗衣服在我眼里曾经是毫无疑义的事情。后来，我开始做一个作品──水磨石。在一面墙上画水磨石，用了两个月画满，最后墙被拆掉了。

　　王光乐指着旁边一块墙壁碎片说，这是那个作品的一个纪念。

　　“像我画那个水磨石一样，我们生活中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这样，你花费很多时间和心思去做一个事情，最后被毁掉，看上去没有意义。我想我母亲那样的人，她可能不懂艺术，但她可以理解水磨石的意义，可以完成解码。因为那个体验和她洗衣服是一样的。”

　　一件艺术品会有它在艺术角度的价值，以供专家和有丰富欣赏经验的人去解读，王光乐说，但对一幅画来说，最重要的，我认为是普通人对艺术品的解读。一个好的作品应当让普通人有机会在其中发现自己的生存体验。

　　王光乐的画已经卖到每幅3万美元的价格，但却对他铁路边的简朴生活无限眷恋。

　　“有一天他看了我一幅画说，这幅画我买了，一万块钱。”──宋琨（画家，29岁）

　　宋琨生于1977年，这个女孩已经用卖画的钱在房价高企的望京买下了自己的房子。客厅地上整齐地排列着几十幅小幅油画，空气中弥散着冰岛乐队MUM的音乐。窗外的小花园里，阳光在草地上跳跃。

　　“这是我的一个系列作品，一年来，我每天画一张，到6月底就会结束，总共会有365张，有很多都是照着当天照的照片画下来的，我叫它为绘画LOMO。”

　　有孤独的光，有酒桌上的王光乐（她的男友），有鲜花和楼房，裹着绣花内裤的屁股……

　　其中有几张是空白的。宋琨笑着解释说，“因为那几天没有值得画的，所以就没有画。”

　　这个来自内蒙古小城的女孩是被绘画幸运改变的一个。小时候很闹，被小伙伴将名字谐音成“孙悟空”，后来喜欢上画画，然后来北京到美院附中上学，接触到摇滚乐，认识到很多性格不同的人，一直比较稳固地控制着自己的人生。她欣赏摇滚艺人Iggy Pop，说，人生就是什么阶段做什么阶段的事。

　　“上学的时候画的东西都是很恐惧、神经质的东西，那时候是一种少数派的生活风格。然后就抗争、打仗，嗬嗬，胜利果实也只是告诉了对方自己是什么样的，如此而已。现在画的就很生活化，很即兴很自由的。也许明年又会改变。这些都不会去执着，尊重当下就可以了。尊重自己就是不总告诉自己我是什么。”

　　“当然，总会有冲突。你周围亲密的朋友，你的男朋友，大家想法会不一样，但大家要学会尊重对方。即使对方是一根刺儿，你也应该去包容它，让他是跟刺儿。”

　　一直就画这么个人化的东西，相比上一代画家们对社会的关注，感觉自己有什么不同？

　　“其实我也在画社会，我们这代人并不缺乏责任感，我们是通过自己的感受去描述社会的。”

　　还记得卖第一幅画时的情形吗？

　　“想不起来了吧……我印象最深的是男朋友王光乐买我画的事情。那时候，还在美院读书，自己在外面住，兼职教书，每天都画画。王光乐那时候已经签约了嘛，有一天他看了我一幅画说，这幅画我买了，一万块钱。我就问，为什么啊？那时候，我们住的房子有一个窗户，我们经常一起坐在床上看窗外，外面有树梢，有阳光透进来。那幅画画的就是这个。他说，我也看到了这个，但是就没有想到画出来。你画了出来，我觉得很好。”

　　宋琨并未在画廊签约，只是通过展览卖画，她说比较抗拒参加一些太商业的展览。“一个人买一幅画是因为他被打动了，而不是像买一块金表一样。这是好的商业。艺术家有一个责任，不是回避商业，而是诱导一种好的商业模式。”

　　“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他原来很喜欢艺术，但一直没有机会，只能去做生意。他后来看到我的画说，你的画就像我自己在说话一样。他看画中坐在马桶上的人或者一个坐在街边的醉汉，觉得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的生活。所以就来买我的画。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顾客，我们后来成了朋友。”

　　宋琨说，艺术家有一个责任，那就是要以自己的行动，诱导好的商业模式。

　　韦嘉的画在这次个展时全部售光，每幅均在2万美元以上，据说连蔡康永也慕名前来购画

　　──韦嘉（画家，31岁）

　　进入空旷的走廊，穿行过一间接一间的画廊，然后向左，看到映满橱窗的那幅画──一个赤身的儿童站在浅蓝色的空间里，白皙的身体散发着孤独的冷感，下体有几丝鲜血喷出。这便是位于798艺术区的星空间画廊，其特色在于对一批出生于1970年代中后期的艺术家的集中展示。6月正在展出的是韦嘉的个展。

　　一群群殴的少年……像退伍军人招贴画上一样并排的少年凝视着天空，远处一个持剑的少年在练武术……一把手枪喷出鲜血，下面，一名少年持着砍刀……

　　空旷的画廊里贮满了青色的光，长时间地凝视这些画，你不仅会发现少年式的孤独，还有的，是一种生的不安。

　　“1999年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时候，我的画中总充满一种压抑的情绪。经过一段时间的缓释，直到2002年，调侃才出现在我的作品中。2004年开始，我开始做架上作品，开始尝试将很个人的情绪和体验做更公众化的阐释。”深夜的电话里，韦嘉的声音听上去很成熟，全然未有其作品中所流露出的惨绿少年的孤单心气。

　　生于1975年的韦嘉报考中央美术学院时，为避免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学生直接竞争，而选择了报考版画系。几年前，他还一直在从事石版创作，这使得他后来的丙烯作品看上去有种举重若轻的感觉。1999年毕业时，他选择了回到家乡重庆的四川美术学院作老师。那里远离北京，平静且安详。

　　没有课的时候，韦嘉会选择中午起床。然后打开电视机、电脑，迎接扑面而来的信息汪洋。世界已经变成平的，重庆、北京或纽约，大家都是无限信息网络上的一个节点。“每一天，你都会接收到很多信息。恐怖主义、失业、经济危机……日复一日，90％的信息都不会再触动你的神经。但它们并未消失，而是隐藏在那触动你的10％下面。你以为自己不为所动，其实一直在受到影响。”

　　“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环境和方式已经改变了很多。但人类的情感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快乐、痛苦、爱情……，这些情绪仍然笼罩着人类的世俗生活。透过它们，人们可以发现自己今天的境遇：我们生存的每一分鐘都难以把握，如果期待下一分鐘的快乐，那么可能会受到伤害。”

　　这亦正是他去年以来创作主题的朝向发生改变后的发现。但与上一代画家不同，透过“9“11”这样的历史事件，他看到的是人类社会安全感的普遍缺失，所以才有了那些在草地上群殴的少年以及站在水中的脚踩在玻璃上的画面。

　　教师是一份安静的职业，美院老师尤其是。课堂之外，韦嘉自认保持着十分职业的心态；在课堂上，他却喜欢和学生们一起画画。他说，生活的体验就在此刻的每一分鐘里。

　　与之类似，王光乐则说，类似“9“11”这样的事件发生时，你打开网页旁边都是各式的广告或者社会新闻。每个链接都按着自己的轨道行进，在个人空间里，我们似乎是整个世界的局外人。你所能在意的只能是你自己的体验，生活不在别处，生活在当下。

　　现代生活是细碎的，是王光乐说，我必需告诉自己，虽然没有戏剧冲突，但每一个重复的细节其实都是不同的。你必需放大你的敏感度，去体验雷同事件间的细微差别。

　　韦嘉是那种看上去很强悍但其实很细腻的人，从去年开始，他的新作品开始围绕“安全感”这一主题展开。（韦嘉提供图片）

　　Don’t Move 70×53cm Lithograph 2003韦嘉作品

　　烟囱今年大学毕业，正在找房子，相比其它同学，他签到了画廊，不用去找工作，每半年可以领一笔固定的生活费，然后安心画画。

　　“哇，一下子感觉，这样乱画都可以，而且会很美。自信突然找回来了。”──烟囱（23岁）

　　在迷宫一般的望京街道上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四处是涂着北京灰的建筑。毕业生正在准备离校，毕业生作品展亦在进行。学生们把写有电话和电邮的标签贴在画作上，等待伯乐。

　　上午11点多，推开一间宿舍的门。狭小的空间里堆满了行李、电脑和画板。一台电脑的平面上闪烁着Flickr网站上的一幅卡通图片。旁边的少年，抬头举起朦惺的双眼说，你好。

　　生于1983年的烟囱今年大学毕业，正在找房子，相比其它同学，他签到了画廊，不用去找工作，每半年可以领一笔固定的生活费，然后安心画画。

　　在留学生公寓一楼的大厅坐下，开一瓶橙汁，他疲倦地说，“我每天要睡10个小时，可能是以前睡得太少了吧。”来自湖北小城的烟囱记得小学时就开始画画了，“那时候，会在路边租漫画书看，就是那种盗版日本漫画──《圣斗士》、《七龙珠》。初二时才正式开始画画。我学习成绩特差，画画令我多了一份自信。后来为了考美院复读了一年，那时候每天睡4个小时，所以后来变得很嗜睡。”

　　“原来我都是照日本漫画画。日本漫画读起来流畅、过瘾。到现在都令我嘆为观止，看得都很绝望，认为自己永远成不了一个漫画家。但后来网络令我的眼界开阔了许多。在网上看到很多欧洲漫画，──哇，一下子感觉，这样乱画都可以，而且会很美。自信突然找回来了。”

　　虽然现在画廊卖的一般是单幅画，烟囱主要画的还是多幅画，他最想做的还是叙事性比较强的漫画。假以时日，他会敷衍出一片多重交叉的故事深林──很多个作品，人物会穿插其中。尽管小时候看着日本漫画长大，但是在表现风格上他现在更接近欧洲。年轻一代等不急先去修炼，对他们来说，一边表达一边修炼更重要。甚至，他已经策划过一个地下漫画展览，帮助比自己更小的画家们进入公众视野。

　　生于1983年的烟囱就要离开学校，他已经租下房子，定下日程表，新生活指日可待。

　　哭了1 Cried 14.8×21cm pencil，Paper 2004烟囱作品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画家们画的都是宣传画和后宣传画，到我们这一代才开始了改变，开始了对自己的表达。”──欧阳春（画家，32岁）

　　由北京东的大望路出发，乘省际巴士去宋庄镇的小堡村。穿过高速路，横转过原来的通县县城，继续往北，大块大块的农田和工地闪到窗后。一个小时后，下车，乘三轮车到一家小饭馆前，然后，等欧阳春的助手赶过来接我们。

　　宽阔到不知道要干什么用的马路，一排排的平房小院，路边一堆堆无人理睬的生活垃圾……远离北京市区的小堡村，像极了河北的那些乡村小镇。

　　宋庄镇早已成为北京东画家聚居区。这是流浪北京的巨大布景，是中央美术学院之外的外地画家们的悲乐园。熟悉此地底细的人已经习惯面无表情地告诉来客，有人卖了画发了财，有人傍了洋妞出了国，有人在不知所谓地死扛着，也有人生突然病死了。

　　欧阳春是其中幸运的一个。这个生于1974年的年轻人，毕业于比较边缘的西安美术学院的美术教育专业，却对画画情有独鐘，在西安浪迹两年之后，于2003年来到北京小堡村扎下来，如今已是数年。

　　“我是在朋友那通过照片看到欧阳春的作品的。一看之下就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和中央美术院的学生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就去小堡找他。那时他租在一个农民房中，屋里堆满了画。他一件件拿出来，我一件件看。然后我就想把他签下来。”房方说，“欧阳春对美术史非常了解，他那些对着名画家们三言两语的概括令我相信，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我签约的第一个画家是四川的，打电话给他，对方坐飞机过来，然后就签了，很简单。但欧阳春属于另外一种，他会一个字一个字地和你抠合同中的字眼儿。我记得签约那天，我们一直在谈，把星巴克谈关了门，又开车去小饭馆，然后也谈关了门，最后就蹲在路边谈。到最后，一起站在路边对着城乡结合部的工地撒尿。嗬嗬。”

　　这是村里农民专门为画家们盖的院子，院里有荒草，室内高大宽畅。欧阳春每年为此支付一万元的租金。住处在村里的另一个地方。

　　除了几个同乡，欧阳春和村里的几十个画家并没有什么来往，现在也很少去看画展。

　　“一个好的艺术家绝对不能只表达自己，闭门造车是没有意义的。他必需通过表达自己来传达一个更广阔的概念。但如何去实现，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艺术家应该做的只是踏踏实实去做事儿。”在西安美术学院读书时，他经常去学校后山的草地里画画，有人会画一天，他选择了画几年。“这时候，你会发现风吹草动究竟是怎么样的。这个观察很重要。”他说。

　　欧阳春倒上功夫茶，目光游离不定，内心仿佛处于一种亢奋后的倦怠之中，“中国是一个知识分子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而当代艺术还没有被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所理解。所以对我们这样的当代艺术家，人们普遍存在很多误解。公众对艺术品的理解肯定是存在一定的滞后的。今天的经典艺术在其诞生的年代境遇也并不是很好。”

　　但是很大的变化已经发生了，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当代艺术画作进入市场，并受到热捧。

　　“这是很正常的。这甚至不是艺术品本身决定的，决定因素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等。但是中国艺术家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艺术品的品质方面还有待提高，对照可参考的体系可以发现，整体上还是落后的。但是大环境的变化引发了绘画领域的变化。简单来说，在尺幅上，现在经常有画家画三四米的画，在六十年代，只有毛主席画像才能画那么大。”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画家们画的都是宣传画和后宣传画，到我们这一代才开始了改变，开始了对自己的表达。”

　　“好的艺术家和收藏家都应该去了解艺术史，这是艺术行业的标准。对我来说，绘画甚至是不重要的，我的野心在于成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中国古代有艺术史，但近当代是没有艺术史的。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

　　“成为一个好的艺术家的第一条件便是享受创作过程。如果我是一个出租司机，我也不会整天抱怨为什么自己就开一个破出租，我会是一个快乐的司机。这是一个工作的基本态度，与艺术无关。做艺术也好卖油饼也好，都要快快乐乐的。”

　　不久前完成的一幅作品靠在墙边，工作台上堆满了画笔和顏料。欧阳春说，原来每天中午才起床开始画画，有时候会一直画到天亮，最久的一次连续画了38个小时。现在，他说，正在适应新的节奏，作息时间比较正常了。

　　“我觉得有一些艺术家的心态是不正常的。当艺术家是一个很普通的事儿，跟一个拉板车的一样，把时间花在计划未来几天的事儿上，而不是计划一生的事儿。总想着一生要达到一个什么结果是很不切实际的事儿，你需要做的就是一天天工作，把画画好了。这是一个很职业的心态。”

　　在你的词典里，艺术家只是职业的一种？

　　“对，跟什么都一样，没什么特殊性，也没有什么神圣性，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行业，一个艺术家就是一个做精神产品的工人。我特别讨厌有些艺术家说自己是精神的拯救者、救世主，这个是很可笑的。”

　　对卖画很关注吗？

　　“对我来说，卖画就像推开厕所的门一样简单。要上厕所，你必需推开门，但不会为推开门这件事儿想太多。”

　　韦嘉、王光乐、欧阳春……，在视觉上，这一代画家的油画作品最抢眼的特征，便是对卡通的借鉴。仿佛一夜间，卡通形象大量地出现在这一拨儿画家的画布上。美术评论家朱其对此评论说，“中国这一代人（主要是1975年以后出生的）在九零年代的成长受到日本和美国漫画文化的影响几乎是肯定的。他们看美国和日本动画长大，他们和互联网、计算机文化一起成长，物质文化、消费文化和商业文化一开始就成为他们日常性的一部分。”

　　对于选择卡通式的形象来展示自己的画面人物，韦嘉认为这是一种内在生长和选择的结果，他说，“成长过程中接收的信息已经太繁冗，去偽存真、销繁为简已经成为我们处理信息的第一手段。卡通便是一种直接抓住并呈现事物本质的叙述方式。”

　　在摩托罗拉中国公司市场部任职的崔洁是2005年刚进入收藏市场的一位买家，她说，“我购买的第一张油画就是生于1970年代艺术家。相比之前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正处于生长期，价格还比较低。最重要的是，他们表达的主题对我来说更容易理解，更真实，更有趣。”

　　“经我手卖出的画中3/4卖给了中国人，这一点是在纽约卖画的上一代画家无法实现的。购买者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一点对画家的成长来说是很重要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收藏新一代画家的作品，这必然会促进他们的迅速成长。”

　　“我有详细的日程表，会以展览的形式不断地推出新一代的中国当代艺术家。除了北京、广州这些国内城市，这个日程表会涵盖纽约、伦敦和巴塞尔这些境外地点。”

　　房方一边和我侃侃而谈，一边开着他的红色POLO在798艺术区横冲直撞。他注意到我盯着左边碎裂的观后境，说，“今天早上撞坏啦。不想修，我准备换辆宝马了。”

　　看来你的生意不错嘛。

　　“还可以。”

　　欧阳春仍住在远离城区的小堡村。他坚信，所谓艺术家，不过是三教九流中的一种职业。

　　骚扰阿童木2 Annoy Asto Boy 230×180cm Oil on canvas 2004欧阳春作品

　　■后记

　　幸运的一代，表达自己终于可以赚钱

　　半个月来，我们以中央美术学院为圆心，活动范围呈扇形展开，一直奔波在北京的东北部。

　　大部分画家都住在远郊。许多年前，生于1975前后的这一代画家还是学生的时候，他们也大多住在那里。低廉的房租、远离尘嚣的宁静……，一切令他们眷恋异常，所以从未离开。

　　在这里，他们和城市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进退自如，最重要的是，可以以低廉的租金拥有宽畅的画室。王光乐说，“我租的这间是最小的，旁边的画室还要大。”他100多平的画室，月租是1500元，整个的装修也不过几万块。

　　而他的画已经可以卖到三万美元一幅。难怪他自己都笑说，相比国外的当代艺术家，中国的很多艺术家已经很幸福了。国外艺术家哪有这么大的画室？

　　上一代画家用了20多年才等到艺术消费市场的繁荣，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很多人离场，亦有人贫困至死，而这一代的杰出代表在大学毕业前后便可以签入各式画廊。生于1983年的烟囱刚刚毕业，虽然还没有卖出一幅画，但已经获得一笔固定的生活费，可以安心创作。原因很简单，人们对这个正在增长的艺术市场和年轻一代的艺术家抱有充分的信心。

　　虽多经鼓动，中国的动漫业至今仍然低迷，因为几百块的稿费根本养不活那些本可成长为卡通明星的少年们。而对这些在油画上画卡通的画家们来说，这个问题则根本不存在。艺术消费市场的产业供销链已经搭建完成，他们似乎生活在浪尖上，只要安心表达自己。

　　王光乐说，刚毕业时签自己的收藏家在自己身上已经赚了很多钱。

　　如果我是那个人，我肯定不会现在就拋售王光乐的作品。

　　这一代画家在艺术市场的发力才刚刚开始。

　　六月午后，这群毕业数年的艺术家重返中央美术学院的操场。与此同时，新一届的毕业生们正在在毕业展览上联络自己的未来。又一批艺术家在出炉？

　　出镜艺术家（由左至右）：宋琨、王光乐、邱昕、烟囱、李南南、房方、徐毛毛、温凌、王一凡

　　因版面所限本专题无法一一展现所提到艺术家的作品，城市画报将开闢一个新的栏目“游艺-Playstation”（见本期P10）来连续展示中国70后艺术群的创作，敬请读者垂注。